受父亲陈铜民影响而决定进入电影行业；《金枝玉叶》是为张国荣量身定制的“命题作业”；《甜蜜蜜》是被打入“冷宫”的作品……在6月11日的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大师班上，陈可辛披露了不少幕后故事。而提及今年2月离世的父亲陈铜民，陈可辛更是在现场哽咽落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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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父亲的话读了酒店管理专业半年就熬不下去了

陈铜民祖籍广东潮州，父亲为泰国华侨，幼年时与母亲一道移居泰国。陈铜民曾在泰国的中学当中文老师，1956年到北京进修导演，翌年到港，加入长城电影制作公司，由编剧做起，后来转行到《明报》任职编辑。1963年加入国泰电影，后又去了邵氏公司，曾创作《草木皆兵》《浪子双娃》《追车记》等电影剧本。1972年，陈铜民自组大同影业公司，并在泰国为公司头炮作品《大地双英》初执导筒。他的许多电影由泰国明星出演，或在泰国拍摄，开创了日后香港电影在泰拍摄取景的先河。

陈可辛说父亲做了一辈子的电影梦，虽然很辛苦，但谈不上成功。“我从小就看着他追梦。他每天回家就讲他的想法、故事、梦想，老婆听多了就烦嘛，他就跟儿子讲。我每天听他给我讲故事，跟他去电影院看电影，一直在这种氛围里长大。我跟我爸爸是特别好的关系，不是传统的父子关系，真的像朋友一样。”

陈铜民并不想让陈可辛“子承父业”，因为他知道电影这条路很难走。一次全家人去海滩玩，海滩附近有个酒店，陈铜民建议儿子读酒店管理专业。“做酒店经理多好，也不用发财，但是可以吃住都在酒店，生活比较舒服。”陈可辛真的选择了酒店管理专业，结果念了一个学期，熬不下去了。“完全熬不下去，当时在美国念大学，可以选择历史、地理等很多科目，觉得还是最喜欢电影，最后转了电影系。”

以前不能理解张曼玉在《甜蜜蜜》中为何哭之前先笑

《甜蜜蜜》里张曼玉扮演的李翘在美国看到豹哥过世的消息，先是笑了一下，然后才哭。这场戏拍了八条，最后陈可辛选的是第一条，这也成为张曼玉的经典镜头之一。

回忆这段故事，陈可辛坦承，导演不一定都是对的，他当时拍了那么多条的原因，就是不觉得张曼玉演的第一条好。“我理解她笑的动机，但是我觉得有表演痕迹。我觉得张曼玉演得最好看的就是没有表情，但眼泪流下来，张曼玉有那个脆弱感，那是与生俱来的，学表演都学不来的，我们很喜欢看她那样。拍这场戏时她突然来一个笑，我就懵了，说不行，她给我解释，我说我明白，完全理解，但就是觉得你在演。”

就这样拍了八条，张曼玉最后说真的哭不下去了，为了哭，她把家里人都“想死”了，连家里养的狗都被想“死”了。陈可辛就说够了，回去剪吧。最终，陈可辛选了第一条，那时他还是想拿掉那个笑，但因为是一镜拍摄拿不掉，所以只好保留下来。

结果观众全都喜欢张曼玉的这个先笑后哭，陈可辛说自己用了很多年才理解，“后来我有两个亲身经历”。

《金鸡2》中，张学友演了一个角色，当时陈可辛和张学友在配音间，陈可辛接到电话被告知柯受良（小黑）去世了。“柯受良是我和学友的好朋友，尤其跟他的关系特别好。我把他拉出来推在墙边，两手抓住他的肩膀，我说小黑走了。他突然间嘿嘿笑一下，笑完才哭。那个笑就跟张曼玉那个笑一样。”

第二个经历就是陈可辛父亲今年去世。“我半夜3点接到电话，他一直很健康，是突然走的。我接完电话之后第一个反应虽然没有笑，但是觉得很荒谬，第一反应是怎么可能？我觉得这是一个笑话。”

陈可辛说自己看电影会哭，拍电影也会哭。“我拍《武侠》的时候跟女主角讲戏的时候都会哭，我觉得很丢人，自己讲戏都会哭。”

如此感性的陈可辛在生活中却哭不出来，他甚至曾让表演老师教他如何哭。“拍《夺冠》的时候我找了一个表演老师，因为《夺冠》是我第一部全用素人演员去演运动员的一个戏。我不是念表演的，我没有能力跟素人演员沟通，教他们怎么演戏，就找了表演老师来教。我还跟老师说你教一教我哭好吗？我以后的人生中，有几个时候要哭，但是我哭不出来怎么办呢？我爸爸三个月前离开，他对于我来讲太重要了，但是我这几个月几乎没有哭过，很多朋友说有一天你会大哭的，我一直在等那一天，我觉得今天终于让我释放出来了。”

拍《金枝玉叶》是因为张国荣没想到《甜蜜蜜》会火

《甜蜜蜜》无疑是陈可辛作品中最为耀眼的一部，陈可辛也感慨《甜蜜蜜》是他拍得最舒服的一部戏，因为没有什么压力。“运气吧，真的是每部电影都有它的命。”

《金枝玉叶》也是一部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作品，这是陈可辛的“命题作业”，结果却成为他在香港最卖座的一部电影。

陈可辛透露拍《金枝玉叶》是因为张国荣，张国荣答应与陈可辛合作一部戏，陈可辛和团队就想着为他量身定制一个故事，最终在两个故事之间挑了这个《金枝玉叶》。电影讲述了林子颖女扮男装，因为一次男歌手招募活动闯入顾家明和玫瑰的感情世界。“其实是很老好莱坞片套路的电影。但是到今天为止，我在香港票房最高的电影还是《金枝玉叶》。”

陈可辛笑说《金枝玉叶》是童话故事，最后王子和灰姑娘在一起了，“可是我从小就不看迪士尼童话，跟我的爱情观相悖”。陈可辛笑称《金枝玉叶》票房大卖，让自己飘了一个月，“那种成功感我等了30年，现在还没有再等到”。

飘完一个月后，陈可辛拍了一部自己想拍的电影。“这可能是我一辈子最不谨慎的一次，结果那部电影大败，花了很多钱，我们几个人组的UFO公司快倒闭了，成也在我，败也在我。最后公司要卖给一家大公司，那个大公司承担了我们的债务，但唯一的条件是必须拍《金枝玉叶》续集，我说那就拍吧。”

因为《金枝玉叶》的成功，《金枝玉叶2》拍得很顺，“不是剧本顺，是你要到哪里拍，都会给你拍。”陈可辛提出希望同时拍一部小电影，就是《甜蜜蜜》。“我拍《金枝玉叶2》条件就是要拍《甜蜜蜜》，我先拍《甜蜜蜜》，因为我怕拍了《金枝玉叶2》后，拍不了《甜蜜蜜》。”

因为公司不看好《甜蜜蜜》，所以陈可辛拍这部电影时完全没有压力。“我有很多时间剪片、做后期，剪了一个多月，那个时候剪片最多5天要剪完，而且不是边拍边剪，是拍完才剪。一个多月没有人搭理我，没有档期，也没有计划，像被打入‘冷宫’了一样。”

不被公司看好的《甜蜜蜜》上映后却收获了满堂彩，很多同行见到陈可辛后都和他兴奋地表达自己有多么喜欢这部电影。“这次我没有飘了，有了踏实的感觉，我知道自己还能留在这个圈里继续拍电影。”

乐观的悲观主义者相信温暖写实主义

听到对谈嘉宾——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说“幸福的婚姻是相似的，不幸福的婚姻也是相似的”，陈可辛补充道：“不幸福的婚姻也是幸福的，这是我的信念，对于一辈子所有经历，苦的、甜的、酸的、辣的，我都觉得是好的。因为我觉得今天很好，所以，要是没有之前的一些不好，我就没有今天的好。”

陈可辛是个矛盾的人，他说自己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。“这是我人生的态度，拍电影的态度。我可以活在很残酷、很困难的生活里面，但我又有很温暖的信念，我也相信明天会更好，可能因为我是射手座，所以我特别乐观。最近大家常讲‘温暖写实主义’，我特别相信这个‘温暖写实主义’，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。人生里面很多曲折的困苦的经验，对于个体来讲都是成长的养料，是让我变成更好的今天的基础，所以，某种意义上讲，这样的经历也有它的价值，并且再回味的时候，也是有它的幸福感。”

身上的这种矛盾感，陈可辛认为可能和基因、家庭、成长经历、星座、命运都有关。

陈可辛说爸爸陈铜民虽然是不成功的电影人，但他小时候却是被羡慕的对象。“我幼儿园、小学同学都喜欢来我家，觉得可以见到明星。《捉妖记》导演许诚毅是我幼儿园同学，我们是好同学，因为我们个子都很矮，永远坐在第一排，他说去陈可辛的家就可以看到明星。”

但陈可辛认为，其实他家并没有外人看着那么风光，爸爸收入并不高，妈妈还要做别的工作挣钱养家，家里也有矛盾，但是陈可辛的家庭关系又非常温暖。“我跟爸爸妈妈关系很好，也知道他们的难，所以我很谨慎，也使得我明白要成功是不容易的，都要做很多妥协。但妥协的时候也要有坚持。我觉得爸爸比我全能，他自己写、自己编、自己导，我中文只念到小学六年级，英文是六年级后才学，中文半桶水、英文半桶水，所以，我一直没有自信，有很大的危机感。”

也正是这种“温暖的信念”，让陈可辛说他的电影就卡在中间，挖出了人性的不幸或者阴暗面，却又不是血淋淋的结局。因此一些影评人认为陈可辛电影是对“商业的妥协”，陈可辛予以否认，“偏偏我就确实相信它能够解决，所以，我只能拍被解决的结局。”

陈可辛强调好电影需要天时地利人和。“碰到最好的团队，最好的人，最好的故事。最重要的核心是导演非常坚持你的信念，这个过程并不容易，从投资方到演员、明星，每个人都会有他的要求，都可能把你带偏。”

改变是为了不改变但是千万不要违背自己的信念

从影以来，陈可辛执导了17部作品，监制了40部作品，获得了400多个奖项提名，得奖230多个，其《甜蜜蜜》《如果·爱》《投名状》《武侠》《中国合伙人》《亲爱的》《夺冠》等，涉猎的电影类型非常多样，有音乐片、爱情片、还有武侠片等等，也因此，陈可辛很难被定位为何种类型的导演。陈可辛坦承，这是优点也是缺点，之所以涉猎广泛，除了好奇求知外，也与陈可辛一直的危机意识有关。“所以，我一直得顺着市场，也是要‘算计’，算观众喜欢什么，如果拍了电影没有人看也没有意思，这不仅是为了票房，也是为了沟通。在这样的商业模式里面，找一些自己能够有自我表达的题材。”

陈可辛拍了音乐剧电影《如果·爱》，可是他说那时自己一点儿也不喜欢音乐剧。“我是在这一两年才开始喜欢音乐剧，因为我女儿喜欢。”陈可辛也不喜欢体育运动。“我在中学没有玩过任何的体育运动，所以，个子这么矮，可是我拍了关于排球和网球的两部体育电影。我也很讨厌动作片，我看动作电影的时候，永远一看到打就快进，看到有字幕讲话了就停下来，我只想听故事，只想看感情和人物。所以，我对于场面、技术这些都没有兴趣，但是，我要拍《武侠》《投名状》《如果·爱》，我拍这些电影是故事和人物支撑我，技术那部分我可以找专家来帮我。”

陈可辛说这些改变是为了不改变。“不改变的话，就没有办法生存了。做到我这个阶段很难的，可能很多年轻导演觉得自己很难，其实，我这个位置也难，这真的不是说风凉话，这条路就是很难的一条路。”

但是，不管怎么改变，陈可辛说都是在行业规则里允许的情况下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“但是千万不要违背自己的信念，自己相信的东西，那是最重要的。不然的话，它根本不是一个作品。好的作品、坏的作品都首先要是一个作品。我一早说，我拍的每部电影，好的、坏的，你们喜欢不喜欢，都是我的，不管有什么原因，只要我妥协了我都认了，这些电影都是我觉得在那个情况之下做得最好的，我都无愧于心。导演真的不是大艺术家，就是一个把所有人‘码’在一起去创作、去做选择的人。你要坚持自己那些‘说什么都不会改变’的部分，因为一改变，那个电影就不会好看了。相比一部不卖座的电影，口碑不好更伤导演，因为观众会记住一辈子的。”

虽然已是大导演，但危机意识强烈的陈可辛，仍说自己不过是个求生存的导演，这也让他这些年来从未躺平。“我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曾希望说冲过了这段时间，就什么都不管了，去享受生活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我原来对导演有个很天真、很傻的理解是，你充满热情地做一部戏，做半年、一年，结束之后就可以去享受人生，去找新的故事，去环游世界，找新的灵感，然后回来再拼搏。但事实上，是没有中间享受人生那段的。因为你拍完这一部已经担心下一部怎么做，而且电影行业，你越成功、压力越大，越成功，下一部对你要求更高，只会使你下一部更难。”

这些年来还一直保持着“少年”的心态

陈可辛说自己拍电影就像看心理医生。“我有人生问题解决不了的，就找一批很有才华的人跟我一起去探索，所以，经常会换编剧。每次都是找不同的编剧去做，我很深度地参与每个剧本，很少说人家写了一个剧本给我，我就拿去拍了。我既不是编剧，又是一个很麻烦的导演，就是编剧最讨厌的导演——你自己做编剧不行，又有那么多的意见。”

陈可辛说自己很幸运，做了自己喜欢的电影，还能靠电影生存，这些年来还能一直保持着“少年”的心态：“有首诗说少年不识愁滋味，为赋新词强说愁。我一直觉得我一辈子都这样，我现在不是少年了，但又觉得我是少年，很多东西我都不懂，也没有经历过，但我就很喜欢那个对未知好奇的感觉。”

陈可辛说自己有个优点是非常相信年轻人，他常跟年轻的电影人或者公司里的年轻同事去聊。“虽然有很多年轻人的议题，我不是非常了解，也不同意，但我都愿意去聆听、去靠近，这方面我女儿帮了我很大的忙。我女儿看什么，我就跟她看什么，我不会跟她说这个不好看。我从小都不看的动画片，结果陪她一直看。高中后，她开始看音乐剧，漫威的剧，我也跟着她看，看一些情景喜剧，她在笑，我在哭，慢慢大家找到共鸣，我觉得好了，我们终于能够沟通了。”

陈可辛现在对电影的要求是能让他自由呼吸。“我比较世故，但保持天真，我觉得结果最重要，姿态不重要，我以前听说过一句话，‘站着说话不腰疼’，我的要求是站不站着无所谓，我的要求也不是为了赚钱，我的要求就是让我继续拍下去就行了。”

文/本报记者张嘉

供图/SIFF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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